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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宝拍卖创办人梅丽娜听曾梵志创作的心路

2016年11月05日 收藏与鉴赏 暂无评论 阅读 127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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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志
曾梵志画作《最后的晚餐》拍出天价imageimageimageimage

2013年10月5日,中国当代画作《最后的晚餐》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中7000万港元起拍,以1.6亿港元落槌,加上佣金,以1.8亿港币的价格售出,刷新了亚洲当代艺术品交易价格纪录。然而很多人对此大惑不解。“13个戴红领巾的孩子吃西瓜,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为啥值那么多钱”?

关于作者——曾梵志
1964年生,武汉人。1991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油画系。现为职业画家。1990年在湖北美术馆举办“曾梵志油画个展”。1993年在香港汉雅轩画廊举办“假面 • 曾梵志个人油画展”;作品《协和三联画》获“九十年代广州双年展”优秀奖。1994年参加“首届批评家提名展”(中国美术馆)。1995年参加“1979年以来中国前卫艺术展”(巴塞罗纳圣莫尼卡艺术中心)。1996年参加“中国展”(波恩艺术博物馆)。1997年参加“首届当代艺术学术邀请展”(中国美术馆)。1998年举办“曾梵志个展1993-1998”(中央美术学院画廊、香格纳画廊)。作品多为瑞士、德国、香港及国内收藏家收藏。

该作品创作于2001年,是曾梵志最具标志性的“面具系列”的晚期作品,该作品创作完成后直接被著名收藏家尤伦斯夫妇收入囊中,为了支持苏富比亚洲40周年特别被拿出参加拍卖。该作品取材于达芬奇的同名作品,展示中国社会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时期的面貌,是当代中国艺术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件作品。

为什么会有红领巾、三道杠?
作者曾梵志出生于1964年,经历了渴望早日戴上红领巾、然后还能戴上少先队长袖标的小学时代。而由于小时候不讨老师喜欢,曾梵志一直没能入队,与红领巾绝缘。这件事成为了曾梵志的心结,但也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灵感。
1995年,曾梵志创作了上图中这幅油画,画中的红领巾、三道杠、军绿挎包、鲜花、蓝天、飞机,正是少先队员昂扬向上的标准写照,但仔细看人物,却给人深深的失落感。这种反差,是曾梵志自己渴望与未得到之间的反差,也是我们每个人成年后的状态与儿时憧憬的反差。
从此曾梵志将红领巾、三道杠作为他画作中的要素之一。
整幅画寓意中国的转型
到了这幅《最后的晚餐》里,红领巾、三道杠象征着转型前的中国。而《最后的晚餐》原作中叛徒犹大那个位置上,被曾梵志安排了一个不戴红领巾、而是打着金黄色领带的人物,曾梵志解释说“金色领带代表金钱,代表西方资本主义。打领带是1980年代才开始在中国普及的。”
根据这些要素,可知整幅画的主题很清楚,就是指中国改革开放、推进市场经济、告别“毛时代”的转型。但作品中似乎还含有很多意味,比如西瓜的瓜瓤,看起来“血肉模糊”,而人物的手上似乎“沾满鲜血”。
多年前曾梵志先生曾在武昌一家艺术机构举办个展,展出作品每张平均售价数万元,最终一张都未成交。“那时武汉的艺术市场相对落后,藏家也少‘气魄’。”如今的价格,跟曾梵志本身近年“身价”看涨,一些买家迅速跟风有关。

曾梵志的代理画廊是美国顶级的高古轩,在选择艺术家之时,画廊会综合考虑艺术家的升值空间、是否走得远、是否有潜力等因素。入选的艺术家全是世界顶级水平的。该画廊的买家几乎都是世界大亨或名流,如沙特王子、英国贵族、全球排得上名的富豪。艺术家和买家均是世界级的,如此高价的艺术品也就不难出现了。

在中国当代艺术品拍卖价格排行榜里,遍布着红领巾、绿军装、天安门……这些政治符号。曾梵志的“面具”系列、张晓刚的“血缘:大家庭”系列、岳敏君的“大笑人”系列等,均有强烈的政治意味,而这样的作品已经屡创天价。张晓刚的《血缘:大家庭一号》在2011年拍出6562万港币;岳敏君的《轰轰》在2008年拍出5408万港币。

这样的画真能值天价吗?曾梵志、张晓刚等人的代表作品都是首先被境外收藏家发现和收藏的。这些境外行家敏锐的捕捉到了中国当代绘画艺术在传统模式之外有一股异军突起的力量。

左为《肉联》,右为《违章》
曾梵志在上大学时,没有按部就班的走那种去西藏新疆或者黄土高坡“采风”的路子,而是对身边发生的事情产生了兴趣。他看到武汉肉联厂的送货卡车上有冻肉,冻肉上铺了绿色油布,中午好几个工人躺在上面午睡,布盖了一半,有些肉伸出来了,有些人腿也伸出来了。于是曾梵志画了《肉联》。而在四年后的1996年,另一位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宠儿刘晓东也画了卡车上的工人,这幅名为《违章》的作品在2010年拍出了3640万元。

90年代北漂,在北京这样的陌生人城市中,他看到了人的假面,并以此为主题创作了“面具”系列。在这个系列中,戴着面具的人们表面道貌岸然、嘻嘻哈哈,但是面具下面的人又是孤独和焦虑的。
《最后的晚餐》背后是中国当代写实绘画的发展

这里的写实,是指描写实际的社会生活。这样的一类绘画,实际上是在199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前,艺术创作被限制;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限制少了,但人们面对新气象一头扎进了“激情燃烧”中。只有到了90年代,既减少了控制,也幻灭了激情,一些画家才开始静下来思考现实、描绘现实,摆脱了要么为政治服务、要么完全脱离现实的绘画常态。

曾梵志是这方面的先行者,他自述,“当时艺术主流是全国美展,作品都是主题性的弘扬,我毫不客气地说那是很虚伪的东西,比方说你住在城里,去农村呆两个星期,回来就画农村一个人放牛什么,它跟你的实质生活完全没关系,是特表面的东西。你每天经历的生活就在身边,应该表现当时内心的生存状态。特表面的东西,只会从特浅层的方式去理解,比如色彩挺漂亮的、构图挺别致的,或者你画的少数民族服装挺新鲜的,没有意思,我作为一个艺术家最反对这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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