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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艺术教父 — 安思远

2016年09月14日 收藏与鉴赏, 社会万象 暂无评论 阅读 123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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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收藏家】“亚洲艺术教父”安思远:锦瑟华年 七日散尽

2015 年3月16日,美国最重要的亚洲艺术经销商、有“亚洲艺术教父”之称的安思远(Robert Hatfield Ellsworth,1929-2014)的私人珍藏在持续一周的纽约佳士得的七场“锦瑟华年——安思远私人珍藏”系列拍卖会中悉数散尽。

imageimageimageimageimageimageimageimageimageimage安思远在纽约第五大道960号的公寓,位于中央公园的对面,距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步行只需十分钟,据说这是纽约最好的三处房产之一,这套公寓包含二十二个房间,装修极尽豪华,陈设极尽高雅。

安思远豪华公寓前厅壁挂潘天寿《满堂清芳》

比如,公寓的前厅,正中是中国现代名家潘天寿的画作《满堂清芳》,画作两侧点缀着一对英王乔治一世时期的镀金桃木双烛台,烛台下方有一对明清时期的黄花梨圈椅,双椅之间是一尊东南亚18/19世纪的铜鼓,地上是一张19世纪的宁夏织毯,织毯两侧有一尊9世纪的印尼爪哇的石雕佛头和一尊唐代的石雕狮子,它们的底座也都是价值连城的中西古董珍玩。

其余的房间亦然,英国传统家具,欧洲装饰艺术,中国家具、文玩、书画、瓷器、玉器、珍本书籍,日本、印度、喜马拉雅、东南亚艺术收藏,错落有致,熔于一炉。色彩搭配,气氛营造,无不考究至极,既是私密的家宅,又是丰饶的博物馆。

安思远在1977年的经济萧条期买下这套公寓,并获得了在其中经营古董生意的许可。在这套公寓里,他与千余件珍藏朝夕相处,也在其中招待朋友,会见客户。这里曾经高朋满座,有来自欧洲的博物馆馆长,中国的青年学者,日本的策展人。

大藏家约翰·洛克菲勒三世(John D. Rockefeller III,1906-1978)是他的忠实买家,女演员克劳黛·考尔白(Claudette Colbert,1903-1996)是他的红颜知己,流行巨星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1915-1998)常在他家中献唱,纽约史上最恶名昭彰的黑手党大佬约翰·戈蒂(John Gotti,1940-2002)在1992年入狱前也屡屡光临,熏陶风雅。宾客往来,奇珍共赏,谈笑风生,相与把玩,艺术品的展示、鉴赏、交易、收藏常常发生在不知不觉之间。

安思远在纽约第五大道960号的公寓包含二十二个房间,装修极尽豪华,陈设极尽高雅。英国传统家具,欧洲装饰艺术,中国家具、文玩、书画、瓷器、玉器、珍本书籍,日本、印度、喜马拉雅、东南亚艺术收藏,错落有致,熔于一炉。这里既是私密的家宅,又是丰饶的博物馆。

一个时代的结束

安思远在亚洲艺术品交易方面的成就堪与英国传奇艺术经销商约瑟夫·杜维恩(Joseph Duveen,1869-1939)相提并论,杜维恩于20世纪上半叶将大量欧洲古典艺术珍品带到美国出售,当时的美国富人们疯狂购买,任其出价,只因他的名字等同于欧洲古典艺术的试金石,安思远的名字对于20世纪下半叶至今的亚洲艺术买家们亦复如是。2014年8月3日,安思远在这套兼具家宅、会所、博物馆、古董行功能的公寓里辞世,享年85岁。纽约古根汉姆美术馆三星亚洲艺术高级策展人亚历桑德拉·孟璐(Alexandra Munroe)认为安思远的死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在过去的数年间,最后几位在战后美国建立亚洲艺术世界的关键人物相继辞世,如克利夫兰美术馆的李雪曼(Sherman Lee,1918-2008),哈佛大学的罗森福(John Rosenfield,1924-2013),加州伯克利大学的高居翰(James Cahill,1926-2014),他们都曾致力于丰富美国博物馆中的收藏,推动学术研究,在当时欧洲传统主导艺术史学的情况下加深学界和商界对于亚洲艺术的认识和欣赏。他们曾经组成一个以亚洲艺术、历史、文化为本位的馆长、策展人、藏家和艺术经销商紧密连接、互助互利的群体。

晚年的安思远生活恬淡,深居简出,他膝下无子,只有一个与他相伴40余年的日裔伙伴和琳琅满目的艺术珍藏。这些艺术珍藏几乎占满佳士得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拍卖预展场地的三个楼层,以勉勉强强的逻辑性散布在空阔的展厅里。家具任人开合,织毯任人踩踏,书籍任人翻拣;佛像成排陈列,任买主挑选;玉器布满展柜,任访客把玩;古画的卷轴全都展开,暴露在刺目的灯光下。每一件珍品都像是失去主人的孤儿,系上编号,待价而沽,任凭命运的处置。

这样的场面颇有些繁华散尽、人去楼空的悲凉,走在其中,怀想安思远的成就功名、赞叹其藏品的华丽壮观,也难免有许多人生虚无的感慨。有如在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的开头,男主人公回到巴黎,遇上女主人公的家具和珍玩拍卖,每一件拍卖的物品都藏着一段对于过去生活的回忆,正是“一弦一柱思华年”,一场拍卖会令旧日故事纷纷浮现。

天赋在于“识别卓越的事物”

1929年7月13日,安思远出生在纽约的曼哈顿,本名罗伯特·哈特菲尔德·埃斯沃尔斯。他的母亲拉菲妮·哈特菲尔德·埃斯沃尔斯(LaFerne Hatfield Ellsworth, 1900-1976)是歌剧演员,父亲普尔斯利·艾莫尔·埃斯沃尔斯(Presley Elmer Ellsworth)是知名牙医,根管治疗术的发明者。

他的先辈中多有俊杰,包括美国宪法的首席执笔和美国高院第三位大法官奥利维尔·埃斯沃尔斯(Oliver Ellsworth, 1745-1807)。可以说,他出生在大萧条时代的美国贵族之家。4岁那年,小安思远的父母离异,自此他便常常在父亲的牙科诊所度过周末,与父亲一起制作陶瓷嵌体和牙套,这对他日后修复东方的铜器和陶瓷是极佳的早期训练,他在五大道的二十二间公寓中就有一间用作他的修复室。

那个年代的纽约充满赛尔乔·莱翁内(Sergio Leone)的电影《美国往事》中的意象,小安思远常常跟着父亲赶赴各样的派对和酒局,“我的父亲喜欢股票,赛马,妖娆的女人,”。在13岁的年纪,他就几乎看遍了这座城市的繁华声色,纸醉金迷。少年时代,他喜欢收集中国邮票,体现出不俗的收藏眼光,“这些东西漂亮,又便宜,但没人想要。”14岁那年,他离开学校,帮他母亲的一位为“中国战争救济基金会”募集资金的朋友跑腿,自此迷上了中国的艺术,并显露出早熟的经营头脑。

“我到基金会的赞助人们那里取货,如果他们送的是一个鼻烟壶或者一串玫瑰石英项链,我会等到这些货品被标价,把它们买走,然后在一个星期之后出售,这样一个月能多赚30到40美元。”

17岁时,安思远开始享受在旧货店中“捡漏”,再转手给古玩店获取利润的乐趣。有一次,他低价买到一个中国花瓶,宣称是明代的古董,没有古玩店相信他的说法。有家半信半疑的古玩店送他去请教当时美国亚洲艺术品交易和鉴定的元老级人物爱丽丝·庞耐(Alice Boney , 1901-1988),庞耐当即认可安思远的判断,并惊叹他的眼光和才能。自此,两人开始了一段长达五十年的友谊与合作,庞耐成为安思远的导师,也是他在亚洲艺术生涯中的贵人。

安思远深感高中无用,中途辍学,去上艺术学校,很快可以通过销售自己的作品过上富足的生活,却也感到自己可能成为成功的画家,但绝不会卓越,他认识到自己真正的天赋在于“识别卓越的事物”。

在这期间,他与庞耐的联系依旧紧密,庞耐鼓励他了解不同门类的中国艺术,还带安思远到日本、印度、柬埔寨和泰国游历,探访旧遗址、古寺庙、博物馆,结识她的人脉网络中的每一位艺术经销商。庞耐无私地培养着这样一位可能成为其未来竞争者的年轻人。她说:“能分辨的眼睛是可以培育的,却不是可以学得来的。这是一份神赐予的礼物。”在安思远的身上,她看到了这样一份礼物。

1949年,庞耐将安思远送进耶鲁大学,随著名的王方宇教授学习中文。“安思远”的名字便是王教授取的。安思远最终没有通过考试,两人却由此成为一生的挚友。王教授之子王少方回忆称:“对我的父亲来说,教学是支撑生活的方式;对安思远来说,学习中文是达到目的的途径;对双方来说,纽约的诱惑和中国古董拍卖才是他们真正的激情。”

通过庞耐,安思远得以广泛结识在美国的百万富翁级东方艺术藏家。1959 年,30岁的安思远在纽约的58街开了一家古董店,自此开始了波澜壮阔的亚洲艺术品交易与收藏之旅。数十年间,他建立了许多重要的客户资源,为他们提供专业意见,搜寻珍品,精心规划,并促成这些收藏进入博物馆。

他最大的客户约翰·洛克菲勒三世是在1979年去世时创立了亚洲协会(Asia Society),在纽约上东区的公园大道建造展馆,将所藏300余件珍品捐入其中。他的另一位重要客户、香港知名玉器藏家何鸿卿爵士(Sir Joseph Hotung,1930-)曾出资修缮大英博物馆的中国艺术馆和上海博物馆的玉器馆。但从安思远处受惠最多的,是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明代之王”

1971年,安思远出版了第一本著作《中国家具:明清硬木家具实例》,将此书献给庞耐。这本书成为这一领域的标准参考文献。他使自己收入书中的数件藏品进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部分捐赠,部分由当时富甲纽约的艾斯特(Astor)家族出资购买,该家族还出资建造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的“艾斯特庭院”,是美国博物馆中的第一个苏州园林风格建筑,安思远协助整个项目的实施,捐赠其中的明代家具。

这本著作,这次捐赠,引发了一股收藏热潮,将中国家具这一在当时还不受重视的艺术门类提升到了与其他中国文物同等的地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也由此获得“明代之王”的美誉。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的夏洛特与约翰·韦伯中国古代艺术馆(Charlotte and John Weber Galleries)有一半的藏品是从安思远处购买的,弗洛伦丝与赫伯特·埃尔文南亚及东南亚艺术馆(Florence and Herbert Irving Galleries)有许多重量级的藏品同样购自安思远。时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主席、热心东方艺术收藏的道格拉斯·狄龙(Douglas Dillon)和大都会中国古代艺术馆的捐赠人夏洛特·韦伯都是安思远在纽约五大道960号的近邻和好友,相与往还,自是常事。

2000年安思远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五代王处直墓汉白玉彩绘浮雕武士石板

在美国,受惠于安思远收藏的博物馆名单多不胜数。在中国,关于他的佳话也有许多,1991年,他在香港成立了中国传统艺术基金会,带头捐款,抢救徽州地区濒临倒塌的古代民居,将对明代家具的兴趣拓展到明式建筑,并在1993年获得徽州地区政府颁发的荣誉市民称号。

2000年,他向中国国家博物馆无偿捐赠被盗的五代王处直墓彩绘浮雕汉白玉武士石板。2003年,他将其所藏的最善本《淳化阁帖》四卷以450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给上海博物馆,从此列为国家一级文物,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

中国近现代书画

安思远首次访问中国是在1979年,被准许参观政府库房中“文革”时被充公的艺术品。他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一边学习,一边购买,聚焦于中国的近现代书画。当时的西方藏家对中国书画的认识限于宋元,对近现代的创作不予认可,对这一领域的研究、鉴赏、收藏和经营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然而,“文革”刚过,国人对艺术还不热衷,从画家手上直接购买作品,价格倒也低廉。在80年代,李雪曼每次见到安思远都会挖苦他:“你还在收集卫生纸吗,鲍比(罗伯特的昵称)?”安思远却对此有坚定的信念,他受过画家的训练,懂得欣赏现代艺术中的抽象与表现意味;他在乎艺术家们的创造力和对创作的坚持,“尽管他们活在最混乱、最动荡的时代”。

安思远收藏了很多中国当代画家石鲁的作品

——除去齐白石、张大千、傅抱石、李可染这些名家,风格雄奇、富于异才的西安画家石鲁特别受到安思远的青睐,他曾多次往返西安,竭尽心力求索。此外,安思远也有一份作为商人的精明,他的座右铭是:“买,三十年后再卖。”

1986年,他出版了三卷本著作《中国近代书画1800-1950》,又将收入书中的500余件书画藏品捐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总价值约合为2,200万美元,远高于他在中国购得它们时的花费。这次出版和捐赠之后,他手上所剩的书画藏品迅速升值。1993年,他将113件书画藏品送到纽约苏富比拍卖行拍卖,总成交额达到近83万美元。

2001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两种文化之间:安思远藏19世纪晚期及20世纪中国绘画”大展,《纽约时报》艺评家霍兰德·考特(Holland Cotter)撰写展评称其为“一场安静的革命”。同年4月,石鲁的一幅水墨画作在纽约苏富比以近7.5万美元的价格成交,又创下新的纪录。

王少方曾回忆安思远给他的两条收藏建议:一、买下一个人的全部收藏,把最好的留下,其余的卖掉;二、总是备有大量现金,卖家自会来找你。1981年,安思远进行过一次生平最大胆的购买:“泛亚收藏”,包括大量印度、喜马拉雅地区和东南亚的艺术珍品,购自他的老客户克里斯蒂安·休曼(Christian Humann)。

这次大手笔的买入起初令他的财务有些吃紧,不久,他便利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驾轻就熟地进行取舍,将一部分收藏卖给克利夫兰美术馆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这也令他成为当时最具权威的国际亚洲艺术古董商。1982 年,安思远将一部分“泛亚收藏”交由香港佳士得拍卖;1990年,又将剩下的部分交由纽约苏富比拍卖;最终留下的精华部分则构成了这次“锦瑟华年—安思远私人珍藏”首场拍卖的主体。

游戏的结束

3月17日晚,“锦瑟华年—安思远私人珍藏”的首场拍卖在纽约佳士得举办,这是七场拍卖中最富精华拍品的一场。拍场中挤满了宾客,有近三分之二的亚洲面孔。佳士得全球总裁特别从伦敦赶来为这场拍卖执槌,大量中国买家操着蹩脚的英文争相叫价,拍场如战场,常常你来我往,僵持不下;又如有钱人的游乐场,一声落槌,几番掌声,又是一轮新的激战。

西汉鎏金铜熊形摆件,安思远生前心爱之物,就放置于其书桌之上时常把玩。3月17日安思远系列拍卖第一场第一件拍品

首件拍品是一件西汉的鎏金铜熊形摆件,是安思远心爱之物,放置在他的书桌上,时常把玩。经过一番火热的竞价,这件拍品以2,853,000美元的价格成交,达到其估价上限的近十倍。一套四件的明十七世纪黄花梨圈椅以968.5万美元成交,是全场最贵的拍品,创下黄花梨家具同类品种的全球拍卖纪录。最终,全场57件拍品全部成交,总成交额达到6110.7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8亿元),有四项拍品刷新了全球拍卖纪录。

安思远1970年代购买的第一件石鲁作品《春梅独立》。因为这件作品,安思远爱上了石鲁的艺术,并在80年代从石鲁家族大量购买作品。这件藏品以352.5万美元成交,成为全场最贵的拍品

3月18日,第二场拍卖“中国家具、文玩及书画”中的231件拍品(包括近80件明清家具和33幅石鲁书画)再度全部成交,总成交额达到39,137,625美元(约合人民币2.43亿元)。石鲁的作品《春梅独立》以352.5万美元成交,成为全场最贵的拍品。这是安思远 1970 年代购买的第一件石鲁作品,颇为少见的绢本设色,大写意的笔法,硬挺奇崛的笔法画出梅花,配以他出自魏碑、瘦金的书法,在安思远的会客室中很是抢眼。

截至3月21日,佳士得的六场线下拍卖完满结束,总成交额高达131,660,188美元(约合人民币8.16亿元)。第七场网上拍卖要到3月27日方可知晓结果,在这个日期之前所有买家皆可在佳士得的官方网站上竞价。

在拍卖现场有许多议论,认为安思远的明星效应,佳士得的品牌策略,大量中国买家的无知与斗富心态将这些拍品的价格抬得过高。也有人说安思远身后的私人收藏有很大一部分已捐赠给各大博物馆,因此送拍之物未必是最好的藏品。有人表示安思远常常将收藏、展示、捐赠、买卖同时进行,惯于做局,难以摸透。加之安思远没有后人,他的拍卖动机何在,拍卖所得款项归于何处,也都成了问不出的谜团。

在《中国近代书画 1800-1950》书中,安思远曾将中国绘画与理查·斯特劳斯(Richard Strauss)的音乐相比较:两者同样以模糊的主题开始,它们的美要在聆听最后的旋律时才能完全掌握。上个星期的七场拍卖就如同这最后的旋律,看着人们竞价,欢呼;怀想安思远的生涯,藏品辉煌,聚聚散散,仿佛无甚悲凉,却似一种率性的游戏。

1994年,安思远在接受《独立报》(The Independent)记者杰拉尔丁· 诺曼(Geraldine Norman)的采访时就已说起:“我死后,我的藏品将在七日的拍卖中散尽。最后一件拍品将是独一无二的一件,全世界最好的翡翠,就是我手上的这枚戒指。”那时,他的事业正如日中天,仿佛谁买下这枚戒指,就将继续他的游戏。

然而,在七场拍卖中,这样一枚戒指并未出现。在拍场最后一次听到安思远的名字,已有些像是游戏结束的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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