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鲁克林(Brooklyn)的湾脊区(Bay Ridge)，托马斯(Thomas)家的厨房里满溢着家庭的温馨。

身穿深红色衬衫与粉红色灯芯绒裤子的卡蒂嘉·本马克洛夫(Khadija Benmakhlouf)，正趴在一张凳子上聚精会神地做幼儿园的数学作业。她的祖母，塔珀·托马斯(Tupper Thomas)蜷在不远处的一张扶手椅中，在一旁给她加油助威。

大约在5点钟，卡蒂嘉的母亲菲德拉·托马斯(Phaedra Thomas)在Red Hook公司做完社区发展顾问的工作，从托儿所接了3岁的儿子泰迪(Teddy)，匆匆赶回家里。几分钟后，从这条街的清真肉铺买来的羊排就开始在烤箱中嘶嘶作响，厨房里到处弥漫着诱人的香味。

两个女人避开了那些建筑工人，于今年二月搬进了这栋两家共用式别墅。当时这些工人的雇主M&H艺术总建筑公司(M & H Art General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正在把这栋百年老屋改造成一栋21世纪家庭的宜居住宅。

“我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坚定拥护者，或许因为在我当父母的那段时间，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塔珀·托马斯说，她是Park Slope小区的常住居民，三年前刚从当了三十年的展望公园联盟(Prospect Park Alliance)主席的位置上退休。“我从没有让妈妈什么的待在身边过。”

在几代同堂的居住模式下，托马斯一家代表了近来备受社会学家关注的一种居住模式。这种模式从一种被经济学家们称为“缩巢”或“空巢”的现象中衍生而来。这两条术语所代表的家庭组织方式，如今在某些族群中并不罕见，且被视为一种对许多家庭几十年前旧有模式令人鼓舞的回归。

几世同堂的家庭所要面对的挑战相当大——有近期洪水般涌现的、教人怎样处理这种情况的图书为证；但是它在经济、情感和实际生活方面的益处，也相当可观。

促使这类家庭数量不断增长的因素，是始于2007年年底的那场经济衰退，其后续影响一直存在。在经济困难时期，经济学家们说，新创建家庭的数量比预期少得多，因为人们在那种情况下更有可能挤住在一起，而不是靠自己奋斗。从统计学的角度看，他们都消失了。

近期搬回家住的大学毕业生被称作所谓的“归巢儿”，他们只是此现象中的一小部分。无论是因为失业、房屋止赎还是养老金下滑，越来越多的成年子女正与他们年迈的父母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纽约市多代同堂家庭的数量在激增。

针对这类增长的统计方法之一，就是考察有多少家庭中有60岁或更大年纪的老人，其身份被认定为“户主的父母”。在这类家庭中，一般认为那些年迈的父母们正与他们的成年子女一起生活。

从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到2009年至2011年美国社区调查数据，纽约市这类家庭的数量增长了5%，其中尤其显著的是史泰登岛(Staten Island)（21%以上）和皇后区(Queens)（8%以上）的增长。在这两个行政区内，都有大量的两家共用式别墅，通常被称为“母女住宅”(mother-daughter homes)，在主建筑的侧边或地下室里带有一套附属公寓。

而纽约市的这种情况在美国全国上下都有反映。根据2011年由一个支持该类人群的组织Generations United出版的一份名为《家庭问题：动荡经济环境下的几世同堂之家》(Family Matters: Multigenerational Families in a Volatile Economy)的报告，有超过510万的美国人（大约每6人当中就有1人）住在几代同堂的家庭里。这一数字表明，自经济开始步入萧条以来，这类家庭的数量增长已超过了10%，该组织说。

“我们的报告发现，在这类家庭中，有66%的合住原因在于目前的经济问题，”Generations United公司的执行总裁堂娜·巴茨(Donna Butts)说，“不过，虽然很多家庭是由于经济问题才合住的，他们这样做也是出于自愿的选择。人们预料到了这种安排所带来的压力，但他们没有预料到其中的好处。不利的一面是，我们的文化是如此大力提倡独立，以至于反其道而行之会被认为是可耻的。我告诉他们，醒醒吧，好好体会一下这份人口统计学的资料。”

托马斯一家，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他们决定要住在同一屋檐下时，69岁的塔珀·托马斯还在公园路东侧(Eastern Parkway)的一套共管公寓中生活，而她那位刚刚离了婚的37岁女儿住在湾脊区。当这位母亲提议她俩在这个社区中一起住的时候，女儿立刻做出了反应：“哦，天哪，那再好不过了！你说真的吗？”

塔珀之所以提出这个想法，部分原因在于，对于几代同堂之家为家庭成员们提供的保障，她可是一名忠实粉丝。“作为一名在明尼苏达州(Minnesota)长大的女孩，”她说，“我的祖母们就是家庭的一部分。当孩子们放学回家时，她们总是等在家里。”

她俩那栋8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84万元）、带有红砖柱子的白色别墅，正如同在那条街区上的另一栋姐妹楼一样，是一座两家共用式的建筑。气候温暖的时候，前门廊会被一片紫藤花围绕。

塔珀·托马斯和女儿菲德拉·托马斯以及两个外孙辈卡蒂嘉·本马克洛夫、泰迪·本马克洛在布鲁克林住在同一栋房子里。Danny Ghiti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一楼是这栋房屋的核心部分，有一扇独立的门通往塔珀的房间；还有一个宽敞的开放式厨房，全家人大部分时候都在那里吃饭；另外还有一间面对着林荫大道的客厅。二楼和三楼是菲德拉和孩子们的住处，包括一间游戏室、共用的洗衣烘干两用机，以及菲德拉童年用过的双层床，床边还星星点点地贴着她曾经的夜光贴纸。

这个社区十分理想。菲德拉的前夫、和她共同享有孩子们的监护权的穆罕默德·本马克洛夫(Mohamed Benmakhlouf)就住在附近，他的汽车修理店Carma Car Care也是。

这位母亲出钱买下房子，而做兼职的女儿则每月支付一笔1500美元（约合人民币60625元）的租金，包括了她分摊的一部分税金和物业费。家庭开支也由两人共同分担，女儿还能从母亲免费帮忙带孩子中获益。“久而久之，她就会照顾我，”塔珀说，“这是一项对我们来说都很不错的投资。”

两个女人都觉得十分幸运，她们躲过了可能会妨碍这种生活的那些问题。

“当一个家庭里住着两名成年女人的时候，情况通常会很复杂，”塔珀说，“但我们俩的生活真的很有乐趣。”她的女儿插了进来：“你知道让你的母亲，一个你了解、信任且深爱的人来照顾你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吗？太不可思议了。”

托马斯一家自愿住在了同一屋檐下。但事情可并不总是这样。

八月间，伊丽莎白·索洛佐(Elizabeth Sollazzo)在失业后，搬回了她儿时在史泰登岛(Staten Island)生活过的那栋房屋。她希望这样的安排是暂时的，但目前事情一切顺利。索洛佐的母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这个情况原本可能令人忧虑，目前看来却意外地让人获益良多。

伊丽莎白·索洛佐搬回了自己童年时在史泰登岛上的家，和父母同住。Danny Ghiti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坦白讲，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怎样，”约翰·索洛佐(John Sollazzo)谈起他女儿回家的事时说，“她有她的方式，我有我的做法。但她能在我们身边，我还是觉得开心得要命。我享受这段时光的每分每秒，而她不在的时候，我会很想她。”

从2006年到2011年，索洛佐在这座岛上为亚瑟．基尔惩教中心(Arthur Kill Correctional Facility)工作。作为当地居民的艺术老师，她一年能挣49000美元（约合人民币29.7万元）。而当她住在布鲁克林。但在2011年底失业后，她再也付不出房租了。

于是，她回到了父母家。那是一栋两家共用式的、镶有白色护墙板的红砖建筑，前院有两处巴掌大的绿地。索洛佐和妻子弗朗西斯都已经74岁了，他们在1970年结婚后不久，便以27000美元（约合人民币16.3万元）的价格买下了这栋房子。

而那位小索洛佐已经49岁，当年在屋后树林中采摘覆盆子的往事仍然历历在目；这栋房屋中许多自她童年时起就存在的装饰部件，也还在原处。几个放满银碗和银杯的架子，如今已经有些晦暗了，沿着客厅的墙壁排列着。家里到处都是索洛佐夫妇很久以前的结婚照。

约翰和弗兰西丝·索洛佐的婚礼照片。约翰说有女儿陪伴，他就得到解脱了。 

索洛佐仍然睡在自己儿时的卧室，这里也一样没有改变。甚至连白织提花背景中点缀着玫瑰花结的墙纸都保留了下来。家里不多的几件新添物品，是一台55英寸的平板电视。这是她送给父母的一件圣诞礼物。

离婚并有两名成年子女的索洛佐打了两份工，每小时能赚15到23美元（约合人民币91到139元）。她在一个社区服务组织NIA赞助的布鲁克林区30号初级中学(Intermediate School 30)和斯纳格海港文化中心(Snug Harbor Cultural Center)的艺术实验室里教画画。

她还开始销售玫琳凯(Mary Kay)化妆品——这份额外收入帮她负担了食物与洗涤衣物的费用，而且她还通过出售自己的画，赚点了外快。她的父亲是位退休的消防员，在当地的民主党政治事务中十分活跃，以至于岛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民主先生”。由于继承了父亲的政治基因，她还为一位史泰登岛民曼迪·米罗兹尼克(Mendy Mirocznik)当过竞选运动协调员。但后者并未成功竞选市议员。

“能回到家里住是件好事，”小索洛佐说，“这可能会很难，因为几个人住在同一屋檐下会有许多意见分歧。”但她打算在这里待到自己可以重新自食其力为止，“我很感激能有家可回。这让每个人的生活都过得更好。”

看起来，的确是这样。老索洛佐最近刚刚做过三重心脏搭桥手术，虽然他现在身强体壮，但还是很珍惜有个精力充沛、想法相近的女儿陪在身边。有援助机构可以帮忙照顾他的妻子。但是他说，有女儿在家帮忙做饭、洗衣服和打扫卫生，这就使他的妻子有可能留在自己家里，而不是被送到看护所了。

大多数几代同堂的家庭，都生活在单元公寓密集的曼哈顿之外。那些地方很容易改建一栋独栋公寓，或着一栋一家人共有的褐砂石房屋(brownstone)，以便腾出空间多住些人。

不过，在曼哈顿也能这么做，正如市场研究顾问内森·沃格尔(Nathan Vogel)发现的那样。三年前，他改建了自己那套位于西70街的1550平方英尺（约144平方米）的公寓，好让自己93岁的母亲雷切尔(Rachel)来住。

“我的父母住在街对面，”今年62岁并有两个十来岁的儿子的沃格尔说，“但是四年前，我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就越来越脆弱迟钝了。她还患有白血病。我的妻子建议说，‘为什么不让她和我们一起生活呢？’”结果，这位母亲就一直住到了今年（2013年——译注）的十月。

为了给这次搬迁做准备，沃格尔将公寓重新修整了一番。餐厅隔出三分之二的地方，布置成了一个睡觉的小隔间；墙壁挪了位置，缩小了两个男孩的卧室；衣柜有增有减。

这次搬家的一个结果就是，以社保为唯一收入来源的沃格尔的母亲，不再需要支付每月3000美元（约合人民币1.8万元）的租金了。不过，花在公寓翻新工程上的上万美元，也抵消了可能省下的费用。

无论如何，沃格尔说：“我们并不是为了财务原因而这样做的，只是看起来应该这样做。最初两年，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很不错。”他对母亲有特别温暖的记忆。她是犹太人大屠杀的一名幸存者，每逢星期五晚上，她就会点起安息日蜡烛(Sabbath candles)并背诵祈祷词，而她的孙子们会在一旁观看。

然而，负担也增加了。隐私成了更大的问题，特别是当孩子们越来越大的时候。一天早上，沃格尔的母亲在去浴室的路上滑倒了。从此以后，当儿子的就开始在客厅沙发上睡觉，以便靠近他母亲的卧室。他还放了几把椅子，如果她起床走动，就会发出响声把他弄醒。结果，他晚上很少能睡上一个安稳觉。

在十月里，当沃格尔老太太一周之内第二次住进医院后，她被转移到了一家康复中心。她的儿子想，下一步他们将在本社区内找个公寓套间，还要带居家看护服务。

他有时会想，如果自己住在其它地方，情况会是什么样。“在郊区，”他说，“事情应该就会完全不同了。你可以腾出一个房间来。但是在一个面积1550平方英尺（约合144平方米）的住处，还能挤下多少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