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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陈光忆六四,曾参加天安门清场

2014年06月03日 社会万象 暂无评论 阅读 289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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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陈光忆六四,曾参加天安门清场

1989年5月宣布戒严后,20日,北京市民围住解放军官兵,阻止他们前往天安门广场。

Reuters

1989年5月宣布戒严后,20日,北京市民围住解放军官兵,阻止他们前往天安门广场。

1989年春,17岁的陈光还是一名军人,他所在的第65集团军受命前往天安门广场,将抗议学生清除出场。驻扎在北京以北的河北省的第65集团军两次尝试进入首都。第一次是在宣布戒严后的5月20日。由于数千名北京市民涌上街头,拦停了他们的车队,那次尝试失败了。6月3日的第二次尝试取得了成功,陈光是第一批冲过抗议者的封锁、携带着数千件武器进入人民大会堂的士兵之一。武器是偷偷放在一辆公交车上被运进去的。陈光随后离开军队,成了一名艺术家。他于今年5月初被捕,当时他进行了一次行为艺术表演,触及到政府为遏制六四军事镇压的记忆而采取的行动。以下是他被捕前接受的一次采访:

问:在被派往北京之前,你对那里发生的抗议有何了解?

  • 查看大图 艺术家陈光曾是受命前往广场戒严的士兵。

    The New York Times

    艺术家陈光曾是受命前往广场戒严的士兵。

  • 查看大图 1989年6月4日,部队和坦克挺进天安门广场,一名受伤的学生被抬出。

    Reuters

    1989年6月4日,部队和坦克挺进天安门广场,一名受伤的学生被抬出。

  • 查看大图 1989年5月22日,军用直升机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散发传单,要求学生撤离。

    Reuters

    1989年5月22日,军用直升机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散发传单,要求学生撤离。

  • 查看大图 1989年5月18日,工人们表示对天安门学生抗议者的支持。

    Catherine Henriette/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1989年5月18日,工人们表示对天安门学生抗议者的支持。

答:进城后我们才意识到事态很严重。一开始跟我们说是来北京维持秩序的,等到我们来了之后才知道是来戒严的。我们到了驻地后,当时我们就知道说学生运动要反腐,说大部分学生的意愿是好的,但是有坏分子在挑拨闹事,跟我们说:“情况很严峻,北京的很多机关单位都瘫痪了。”

然后就给我们洗脑嘛,跟我们说,要“服从中央军委,坚决听党指挥”。

5月20日,就说要进城了,要到天安门去。走到半路,我们的队伍就被人山人海的学生给拦住了,就在长安大街跟古城街那里。我们就端着枪,嗯,自动的,站在卡车上,不许下去,也不许跟学生交流。车上很挤啊, 根本没法坐下。学生就呱呱呱不停地跟你演讲,一开始让我们背着站,不要看着学生,但是没办法,他们一直不停地讲,你不想听也得听啊。

学生说中国现在腐败问题很严重,还说北京很稳定,北京没问题,还问我们:“你们来北京干吗啊?解放军应该是保家卫国守卫边疆的。我们提的都是合理要求,你们应该支持我们。”

他们就那样说啊说啊 ,白天说夜里说,说了有三四天。学生还有北京市民给我们吃的啊,黄瓜啊西瓜啊西红柿,汽水啊白开水啊。

我们上厕所的话也不许单独去的,要六个人一起去。我们一跳下车,人就围了上来,兴奋地跟你演讲。我当时就想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有一次一个80岁老兵,头发都白了,抗美援朝的老兵,他也走过来跟我们说,“中国现在太腐败了,共产党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很疑惑,到底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

没地方睡,也就跟你身边的战友靠一靠。到了晚上,学生还有市民就在地上铺张报纸还有衣服什么的,就那么睡在大街上。早晨太阳起来了,他们又开始演讲了。我们是又饿又累,当时也没有什么时间概念了。

这样慢慢地就有战士甚至班长连长都觉得学生也不坏。当兵的也都是全国各地来的,然后大家就发现很多都是老乡,慢慢地我们就放松警惕了,跟学生后来就很亲密了。

一开始我们不接他们的食物,后来饿啊,就吃了。一些酒店餐馆还会做好吃的,送到卡车这里来。后来高层肯定也知道了这些个情况,知道如果再这么僵持下去,肯定就不行了。

这就是后来有一天,就派直升飞机来啊,从我们头上飞过去,撒传单,一看中央军委发的。学生一拿到传单就撕啊,我们也拿了几张看,写着:“不要听信动乱分子的谣言,坚定立场,坚决和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一致。”

中央军委也知道这个局面不能继续下去,后面就跟学生代表谈,说能不能让军队撤出去。等我们走的时候,那场面很感动,很动情啊,相互留通讯地址,说以后要写信联系。

当时跟学生已经很熟了,当官的都很动情,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有的都哭了。

问:接下来呢?

答:我们就回到打靶场休整了几天,然后就是6月1号,就给我们开动员大会。部队首长都来了,说要重返北京戒严。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我们当时就想,要回去,怎么回去?

然后就让我们换上便装,他们拉了好几卡车的衣服过来,自己挑。我挑了件带格子的白衬衫和蓝裤子。当时我们很紧张啊,就是换上了便衣,我们当兵的怎么去天安门啊?那头发一看就是当兵的啊。

任务就是去天安门,可是天安门在哪儿啊我们都不知道,当时紧张死了。

到了6月3号早晨,战友们都各自出发了,我当时在二大队,当时其他人都派去说到苹果园地铁站那边坐公交车去,大家就三三两两地出发了。我的任务跟他们不一样,队长跟我说,你负责押运武器的公交车。一听到说要押枪,我当时心里充满了恐惧。

他们就找了个会开车的老兵,然后就我们俩开着车就出发了,车子旁边就是骑着自行车的大学生啊,结果没有一个人拦下我们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满车的全是武器,枪支弹药还有军装,上面用帆布盖着。

我就坐在那些枪上面,然后在窗户边露出个脑袋,这样外面开上去就好像我坐在一个位置上一样。到了那个西单路口,我是后面才知道的,离我们大概就100多米远,另一辆跟我们一样运武器的车子被学生给发现了。后来听说押运那个车子的战士就被吊死在那个车子上了,武器全部被抢走了。

我们也被人问了,司机就说,“我们的车是回总站的。”好在当时大家都注意的是那辆车,就没注意到我们,就听见学生喊“当兵的在运枪!” 我当时心紧张得砰砰跳。

我们的车下午3点左右就到了人民大会堂了,从西门进去的。我们是第一个到的,整个楼都是空的,就我跟司机两个人在那儿搬,把武器搬到二楼。都是新的,有的箱子都没有打开过。那些枪油都渗得出来,弄得我衣服上全部都是。搬了好几个小时,累死了。

问:你们如何把所有枪搬到楼内,却没被人发现?

答:当时学生在人民大会堂的那边吗,没人注意到西门这边的情况。慢慢地,其他当兵的就都来了。都有记号的,有的把毛巾绑在左臂上,有的绑在右臂上,就算是自己编队的标识。一下子整个大会堂就到处都是人,到处都在说话。大家都开始换军装,然后就是等待命令 。当时整个人民大会堂里面全是士兵,整个四层楼全部都是战士,站得满满的,包括开会用的那个最大的厅里面全都是士兵,我估计最起码二到三万。到那个时候,广场上的学生差不多就知道大会堂里面有士兵了。

一开始命令我们去西单抢枪,抢回那些从汽车上拿走的武器啊。我们差不多一万五千人吧就出去了,从后门出去的,一出去就被群众堵在路上了。他们好像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似的,他们有的站到汽车顶上,当时有十几层的汽车在那儿堵着做路障。我们就保持队形,紧紧拽着枪,群众就朝着我们骂啊,骂什么的都有。我们就困在那里,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就那么僵持在那儿,被推来推去,各种谩骂。当时老百姓很生气,跟上次被拦下来完全不一样,骂我们让我们滚出去。

当时有个士兵那头盔砸了个学生的脑袋,当时就流血了。当时人非常多非常得挤,你就生怕跟自己的部队挤开了然后就再也找不到了。

我觉得当时骂士兵的应该是普通市民,而不是学生。我们就手挽着手保持队形,学生们就开始唱国歌和国际歌,我们就唱“三项纪律八大注意”,后来他们就开始唱流行歌曲了,但我们当兵的不懂歌词。

当时就这样僵持了有四五个小时。然后就有人开始朝士兵里面扔砖头,到了后来就朝人民大会堂的北面扔,还有新华门那边,就是中南海南门啊。我当时看见的就有五六个人受伤的,有一个是学生,在新华门那边被士兵打出血了。当时整个人群非常愤怒。这时候全国广播就开始播了,说暴乱分子正在攻击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

如果不是我们出去要夺枪的话,我觉得老百姓不会那样。

问:你们如何从当时局面脱身的?

答:到了晚上八点钟左右,士兵和学生就谈好了,同意我们撤退到大会堂里面去。等我们撤回去之后,就命令说要占领天安门。我们就等命令,一直等,一会儿说做好战斗准备,然后又坐下原地待命,然后又叫起来说准备战斗,然后又说坐下继续等,就这样来来回回。当时紧张地头发都竖起来了。

到了最后连坐都不让坐了。整个广场上的灯都亮了起来,广场上都是学生,高音喇叭在那里喊,什么“今天夜里北京出现了反革命暴乱分子,请学生市民待在屋内不要出门,否则后果自负。”

我们当时在人民大会堂三层,到了十点多的时候我们就下到二楼去了。当时大会堂东边的门已经全部都打开了,士兵就站在台阶上,对面就是学生,都可以看得到对方的。他们当时朝我们喊,“法西斯!侩子手!”

气氛非常紧张,当时已经可以到处听见枪声了。我当时还听见广场上那个台湾歌手侯德健用喇叭在那里喊话,劝学生撤退。“我们已经做出了流血牺牲,没有必要在流更多的血了。”

我当时紧张得头发都竖起来了。

我们当时的任务就是天安门清场。我们就站在那儿,我当时最害怕的就是学生不走。如果学生不撤,怎么办?我们都非常紧张,非常害怕。我不是怕学生,我是担心有人扔个砖,砸到我。我当时就跟自己讲,我的底线是,除非有人真的要伤害到我了,否则我绝不开枪。

然后我们就等着往前推进啊,这时候我们领导给我一个相机,让我去给部队拍照。我当时瞬间心里的包袱就放下了,我不用拿着枪对着人了。

我们当时就在东门的台阶上站着对峙了好几个小时,没有前进。当时命令都是口口相传的,一个告诉另一个,再往前传。

到了12点钟的时候,广场上的灯突然灭了,学生也从帐篷里面走了出来,开始往纪念碑附近聚集,有人在唱国际歌,有一些就开始撤退了,从广场东南角。在广场北边就开始打了起来,开枪了。当时我们部队的特种兵就在广场里面驱赶学生,拿棍子打。

当时装甲车就想从广场北边开进来,从我站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一辆装甲车就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桥那儿被烧着了,就听见侯德健嗓子都哑了,在那儿劝学生赶紧撤退。到了凌晨两三点的时候,学生差不多都撤退了以后,我们就第一个进入广场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清理帐篷,看看里面有没有人。然后装甲推车就开了过来,把那个只有女神像给推到了,推了三下才推倒的。然后这个推车把所有东西都推到一起,堆了起来,然后我们就放火烧,什么都有,衣服啊、背包啊、书、笔记本、还有相机。

这个时候广场就已经被占领了,全都是士兵。我们终于有机会睡了一两个小时,这个时候才放松下来。

问:你的上级如何看待他们在镇压活动中的角色?

答:后来2010年的时候,我跟原来的老战友吃饭,当时喝了点儿酒,他们有一个人就说起当年在广场上看到尸体。我后来拿着摄像机找到他,让他把当初的话再说一遍,他说我没说过啊。他不肯说。我说当时的命令不是说“谁要敢拦着,就开枪?”我那个战友说:“谁跟你说的命令?不是真的。”

这让我很难受,我觉得你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嘛。那之后战友之间的这种信任就没有了。

那段经历对所有在场的士兵都有很大影响。有很多人因此受益,升官进爵。我之前的战友,现在有一个是在河南当警察局局长。我跟他们不同的是我很早就出来了,走了另一条路。

当时我还不确定我们做的是对还是错,不过最后我还是觉得是错的。这也是为什么我离开了部队。绝大多数当兵的都觉得他们做的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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