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毛泽东与张玉凤合影
提起张玉凤这个名字,50岁以上的人都不陌生,而且对她总有一种神秘感。她是毛泽东晚年的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多年,直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
笔者与张玉凤相识,是在2006年。作为一名扮演青年毛泽东的特型演员,为了能更好地表现一代伟人的风采,我一直设法从书中、影视作品中、主席的亲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去捕捉主席的音容笑貌。
张玉凤是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里较为低调的一位,她总说“最不愿意做的就是被采访”。年过六旬的她,偶尔参加一些重大的纪念活动,也很少发言,只是礼貌地和人微笑、打招呼,看上去很谦和。
不想被别人打扰
张玉凤的家,原本住在北京西单一个僻静的胡同里,那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房。后来,她搬到了万寿路。但是她很少在家,总是上海、北京两地跑,“我有一个女儿在上海,我常去帮她照看孩子。”张玉凤说。
多次接触,张玉凤给笔者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气质出众:她的语气语调、谈话节奏以及举手投足中,都透着自然和优雅。她始终非常注意自己的仪表,喜欢穿色彩鲜亮的衣服,有时也穿改良的中式服装,冬天披一个大披肩,衬着银色的头发,白皙的皮肤,走到哪里都备受瞩目。她即便是和老熟人见面,从头至尾,也很注意自己的坐姿和站姿,永远腰杆笔直。
尤其让笔者感动的是,我只是一个年轻的晚辈,但每次不论登门拜访还是短信交流,张玉凤总是对笔者以“您”相称。
张玉凤1967年与同在铁道部工作的刘爱民结婚,刘爱民1米8多的大个儿,浓眉大眼,两人非常般配。他们相濡以沫走过了40多个春秋。张玉凤工作之余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相夫教子上,她的两个女儿都很出色,大女儿在北京读完大学后去了美国,现已博士毕业,定居美国;小女儿学医,是一位妇产科大夫。每当有人向张玉凤问起她的家庭和一些敏感问题时,她总是笑答:“我每天与孩子们在一起,我是什么样的人,她们还不知道?一些以讹传讹的流言的确让孩子们有不小的压力。可我是她们的妈妈,她们相信我。”
张玉凤在北京时,每天都坚持用一两个小时去游泳,这是她健身的方式。她说自己这辈子,从没有想过什么名、什么利,只想过几年平静安稳的日子,不被别人打扰。这种性格,可能也是受毛主席的影响。
主席眼中的“张飞后代”
张玉凤1944年出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由于家境贫寒,她很小就无法继续学业,只得出来工作。1960年,张玉凤到牡丹江铁路局做餐车服务员、广播员,此后幸运地被调任铁道部专用处,出任毛泽东专列的服务员。1970年,张玉凤接到通知去中南海,她没有想到,自己将伴随着毛泽东一起度过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并且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
从1970年到1976年,张玉凤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 6年。这时的毛泽东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每到入冬或开春,免不了生病,没学过医,也没受过正规护理训练的张玉凤,边学边干。她的精心照料,让主席感觉很温暖。毛泽东逝世后,张玉凤离开中南海,先是被安排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后来,又调到铁道部做一名普通干部,直至退休。
毛主席曾说张玉凤是“张飞的后代”,谈起这段往事,张玉凤笑了。她的丈夫告诉笔者:“别看你张姨说话慢条斯理的,可有脾气呢!”有一次,主席有客人来,而张玉凤那天脸上的神情不大高兴。事后,主席批评了她,但张玉凤仍要辩解,主席一怒之下瞪着眼睛对她说:“你不高兴,就给我滚。”张玉凤二话没说,收拾包裹就回了家。在家待了20多天,心情难过极了,她无法接受被敬爱的毛主席辞退的现实。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让张玉凤写检查,但倔强的她没有写;她的婆婆叫她去向毛主席认错,她也没有去。后来,她想起还有一件衣服留在中南海,于是打电话给护士长吴旭君。吴接到电话后很快对她说,“你在家等着吧,马上有车去接你”……就这样,张玉凤又回到了中南海。毛主席于是给这位不肯认错的工作人员一句评语:“办事认真,工作尽职,张飞的后代,一触即跳。”
轻“小养”重“大养”
2009年8月底,张玉凤邀笔者与她共进晚餐。她点的都是些清淡的菜,笔者突然想起了一个话题,向她请教道:“张姨,现在有些专家时常探讨毛主席的养生之道,您认为主席养生吗?他老人家是如何养生的?”张玉凤说:“其实毛主席并不注重个人饮食生活,更不注重养生。主席不拘小节,还保留着早期质朴的农民生活习惯,比如饭粒掉到桌上,用手捡起来就放进嘴里吃了,如果从现在的健康角度来讲,肯定不卫生,但他考虑的是珍惜粮食。”
在张玉凤看来,看书、学习就算是主席的养生之道了。毛泽东曾经和他的保健医生徐涛讨论过看书是否有利于健康。徐涛说:“您写过《矛盾论》,一张一弛的道理比我懂。您整天这么看书,不休息,太疲劳,违背辩证法嘛。”毛泽东笑答:“哈哈,你怎么知道我不休息?你比我还懂辩证法?好大的口气!”徐涛说:“叫您看电影您不看,叫您下棋、打扑克您没兴趣,叫您多搞点体力活动您不听。您总是看书,长时间进行一种劳动是最容易疲劳的。”毛泽东摇头:“叫我看,你那点辩证法不全面,你对事物的了解也有局限。你说脑力换体力是休息,不假。可你不懂,这种脑力换那种脑力也是休息。看文件累了看报纸,看正书累了看闲书,看大书累了看小人书,看政治书累了看文艺书,这也是一种休息。你不承认?”三年自然灾害时,毛主席的案头、床边堆满了“事”,处理公事之外,他迷上了看《三国演义》连环画册,看得津津有味,这也是他休息脑筋的独特方式。
张玉凤说,“主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看书学习。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轻‘小养’重‘大养’,看书学习就是他的精神生命,他真正践行了‘生命不息,学习不止’。”
难忘《枯树赋》
张玉凤回忆,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主席忍着极大的悲痛,在病中挺过了一个痛苦的春节。“5、6月间,主席的健康状况明显恶化,6月初突发心肌梗塞。中央一面积极组织抢救,一面把主席的病情向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负责同志通报,这在我国还是先例。幸亏主席生命力强,及时抢救过来,让我们转悲为喜。”可没过多久,7月初,朱德委员长又突然逝世。半年时间里,周、朱这两位和主席并肩战斗近半个世纪的战友都走了,主席悲痛万分,精神大不如前。
有一天,毛主席突然让张玉凤找来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庾信写的《枯树赋》。这篇赋写得很好,但很长,有500多字,主席早年熟读过。讲的是晋朝一个人,来到一棵大树下,看到这棵大树过去也有过生长繁盛的时期,而现在已经逐渐衰老了,内心油然而生一种悲凉。病床上的主席,突然要求张玉凤给他读这首赋。“我读得很慢,主席微闭着眼睛,似乎在体味赋中描述的情景,回顾他一生走过的路。”
张玉凤念了两遍,主席突然说:“你拿着书,看我能不能把它背出来。”张玉凤说:“我看着《枯树赋》,他老人家几乎一字不漏地全部背诵出来。他已不能像过去那样声音洪亮地吟诗,只能微弱而费力地发音,一字一句,富有感情地背着。‘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因为此诗意思颇为晦涩,原本流传不是很广,但主席却非常喜欢。”背诵一遍后,主席意犹未尽,又让张玉凤看着书,吃力地背第二遍。“老人家的记忆力真是惊人,他的声音,他背诵时的表情,我至今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让张玉凤懊悔的是,当时时间已近半个小时,超过了医生的规定。“为了不使老人家太劳累,我只好请他休息。其实那天主席精神还好,他还想讲这首赋的内涵。后来我才知道,现代心理学认为,一个人内心的感受和感情要倾吐,让其尽情诉之,这是有利于健康的。如若不能尽兴诉之,反而影响健康。”张玉凤为没能让主席一吐为快,抒发心境和感想而遗憾。
不为钱而活
张玉凤告诉笔者,在毛泽东身边工作6年,发现他老人家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爱钱。她说:“主席不是没钱,仅《毛泽东选集》的稿费就有百万,存放在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里,必须有他的亲笔信,才能取到钱。这些存款,在他去世后,都留给了国家和人民。”张玉凤回忆,主席经常在经济上帮助有困难的民主党派人士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但如果有谁伸手向他要钱,他就不愿再见到这个人了。他看不起爱钱的人。“主席常穿的中山装口袋里只装有两件东西,一样是香烟,还总是只装半包香烟,不装整包的;另一样是一块手帕。此外身无分文。”毛泽东不爱钱的品格对张玉凤教育很深,让她明白,人不能为钱而活。
张玉凤说,在毛泽东的晚年,人人都对他呼喊“万岁”、 “万寿无疆”,但主席非常讨厌这些,他认为有些人这样喊是“屁话”,他真正关心的是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人们怎么看他。“主席曾多次对我说过,希望在他去世后每年都到他坟上去看他,对身边其他工作人员也说过同样的话。这么多年来,这些人没有辜负主席的遗愿。”
张玉凤退休后,专门拜了一个老师,学习书法。她一周去几次书法班,风雨无阻。“学写字,就是因为喜欢。”张玉凤还记得刚到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时候,看到毛主席的字写得那么好,龙飞凤舞的,心里敬佩,也想学着写。她找来字帖看,学着练。“开始不懂呀,觉得草书潇洒,自己就不自量力地照着画。主席看见我练字,挺高兴,他亲切指点:‘还没学会走路呢,就想跑。这样不行。’他老人家专门给我写下一句话:写字要先齐整,再奇怪,再齐整——练字之法则。”张玉凤至今记得这句话,“得老老实实先从写楷体开始,写好了才可以变化。而最高境界,又得归到齐整上去。”
伟人的生活习惯和人格魅力影响了张玉凤。这位有过传奇经历的女性,经过人生的起伏,又踏踏实实回到普通人当中。张玉凤说她如今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孩子过得比自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