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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纽约色情业的中国女性受害者重生

2014年02月28日 国际与社区新闻 暂无评论 阅读 312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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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纽约色情业的中国女性受害者重生

色情人口贩卖受害者在美国一家帮助组织FAIR Girls的办公室练习瑜伽。色情人口贩卖受害者在美国一家帮助组织FAIR Girls的办公室练习瑜伽。

 

2013年岁末,纽约皇后区刑事法院。我很不自在地坐在第8号法庭里——在座的女性中除了社工和我,都被指控卖淫,等待审判。

这一天的被告华人女性占大多数,只有两个看上去像西语裔的女孩。我偷偷打量她们,企图从外观、神态上看出些什么,但是这种辨认毫无效果。律师、社工走来走去叫着名单上的名字,有时也看看我,问我是不是今天要出庭的某某人。

  • 查看大图 纽约皇后区刑事法院,是纽约州最早开始人口贩卖干预的法院。纽约皇后区刑事法院,是纽约州最早开始人口贩卖干预的法院。
  • 查看大图 法拉盛街头,随处可见的按摩院。Amy for The New York Times法拉盛街头,随处可见的按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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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Amy结束了一个陪谈,走回我身边坐下,耳语了一句:“她竟然想贿赂我!”

Amy是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我们都生于80年代的北京,从出生起就是邻居,读同一所高中。后来她去南京大学读社工专业,毕业后在北京一家服务艾滋病患者的非政府组织(NGO)工作了两年,然后又到密歇根大学完成了社工硕士学位。目前她在纽约一家社工机构工作,专门救助遭遇色情人口贩卖的中国女性。工作之余她还在纽约城市大学攻读国际犯罪和人口贩卖硕士,“毕业了可以进FBI,”她说。由于她的工作性质存在一定不安全因素,故Amy不便透露全名。

去年圣诞节前夕我在纽约度假时住在她家,一天她邀请我说:“今天我的client(当事人)开庭,这是非常特殊的一间法庭。我想你应该去看看。”

纽约皇后区刑事法院(Queens County Criminal Courts),是纽约州最早开始人口贩卖干预(Human Trafficking Intervention)的法院。十多年前,该法院的卡马乔(Fernando Camacho)法官在面对一个因为卖淫屡次被抓的16岁女孩时,充满困惑。“我可以判她坐15天牢,但是我不想这么做,”卡马乔在当时接受一次采访时说,“她16岁就出去卖淫,背后肯定有原因。”之后他开创了一种新的模式,不是简单的判刑入狱,而是邀请社工和专业机构介入,识别哪些妇女是色情人口贩卖受害者,并通过与NGO的合作令她们脱离控制,学习语言、掌握技能,最终重获新生。这个经验随后在纽约州被推广,截至2013年11月,纽约州有这个项目的法院已经扩展到11间。纽约州也是全美国第一个推行这一项目的州。

被指控卖淫的妇女在采纳这一干预项目的纽约州法庭上通常有三种选择:第一是当庭认罪,接受120美金的罚款,留下一次违规记录(非犯罪记录)。第二种选择是接受庭审,可能被裁定为“卖淫罪”并入狱(具体天数由法官决定,最多90天),这样将影响她们的身份申请。第三种选择就是接受诸如Amy所在机构的辅导,如果在半年内不再因为同样指控被抓,就可以撤案,没有罚款。律师通常会推荐第三种选择,而被告也通常愿意接受这一选择。

这种专业机构的干预方式并没有固定模式,机构间也会彼此协作。Amy所在机构与法庭合作的主要目的是通过5-8次辅导(couselling)确定当事人是否为人口贩卖受害者,之后为她们联系律师和法律顾问,普及法律权益知识,提供心理咨询或生活帮助。如果当事人愿意,可以住进机构安排的免费秘密庇护所(safe house)。机构还为受害者提供各种社会再融入课程,包括语言学习、手工制作、艺术治疗等。如果Amy在辅导过程中发现当事人受到了家庭暴力伤害,则可以引荐给另一间与法庭接口的反家庭暴力机构。

想“贿赂”Amy的是一名来自中国的朝鲜族妇女,她选择接受辅导,但在庭上表现出心不在焉,总是搓手并回头看我和Amy。她被律师交给Amy,律师一走,她就拉起关系来,要塞给Amy些钱,不去接受辅导,试图让Amy帮她蒙混过关。Amy当场拒绝了。

“她们一开始都不愿意对我说实话,东拉西扯,”Amy回到座位后对我耳语,“但是一旦信任建立了,她们会告诉我许多你想也想不到的事情。”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女孩,”Amy事后跟我讲了一个让她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当事人。为了保护当事人,Amy不愿透露当事人的真实姓名。“那是在我刚开始这份工作的第一个月。”那天在法庭,Amy见到一个中国女孩低着头蜷缩在角落里,虽然戴着墨镜和口罩,但是她脸上多条已经感染的伤口还是清晰可见。“我吓了一跳,”Amy停顿了一下,“她的脸都变了形!”

在辅导中Amy了解到,这个女孩通过“假结婚”来到美国,对方是比她年长20多岁的中国人,已经成为美国公民。在“假结婚”的交易中,她期望通过婚姻获得绿卡,对方则赚取金钱。但在绿卡办理到一半的时候,她的“丈夫”消失了,也切断了她一切的经济来源。走投无路之下她在当地中文报纸上看到“按摩”的招聘广告,联系后很快得到回复。华人老板派司机接她去工作,车开了很久,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停下。司机带她上楼,结果一进门就要强奸她,对她说:“你可以开始工作了。”她方才知道所谓“按摩”其实就是变相提供性服务。反抗无果,司机还对她施加了极其残忍的暴力,致使她面部和肢体多处受伤。殴打过后司机说:“你做了,我才带你回去。”之后几天她带伤开始了“工作”,很快在一次服务中被警察抓到,被指控卖淫。由于被打的伤口没有得到及时处理,加上她是过敏体质,导致严重感染。“我自始至终也没有看见过她长什么样。每一次她来找我都是带着墨镜和口罩,脸上的伤总也好不了,”Amy说,“这个案子对我的冲击太大了。她不知所措地蜷缩在法庭里,这个世界仿佛离她好遥远。她没有做错什么,却在等待审判。”

在法庭引荐给Amy的中国妇女中,有大概15%-20%的人最终会被认定为色情人口贩卖受害者。这些妇女多是以偷渡或其他非法途径进入并逗留在美国。虽然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但是根据Amy的总结,这些妇女大多来自福建、吉林、河南等地的郊区和农村,北京、上海、天津等发达地区也有,多数人通过互联网得知了偷渡或非法移民到美国的信息。囿于语言文化等障碍,加之学历普遍不高,到了美国后,她们通常会在中文小报上寻找“按摩”等体力劳动的工作机会。但是这样的“按摩”生意往往和性服务难脱干系。“在我辅导的个案中,当很多女性知道按摩包括为男性自慰、任由男性抚摸,或者发生性交行为时,一开始也会抗拒。而老板和同事这时会劝说她‘你试试,如果不行就算了’,”Amy说,“但是,一个女人一旦开始了做这些事,她的自我形象就一落千丈,之后只会继续做下去。”老板通常会用各种方法骗去她们的护照,不再归还。更有甚者,会利用毒品进行控制,使她们寸步难逃。还有一个惯用的伎俩,就是定期上演“打劫”。好不容易通过卖淫挣到的钱,很快就被老板派来的人洗劫一空。

Amy从事的工作有一定的危险性,必须处处防着人贩子。而她们工作的地点,甚至连我也不能透露。人贩子也并不都是男性,他们中也不乏曾经的受害者。随着新鲜血液的加入,资历老的女人开始自组团队。“女人贩子有独特的优势,”Amy告诉我,“她们特别能蛊惑其他女孩,因为她们格外了解女性的心理特点,懂得利用女性的弱点。”

很多色情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在离开中国前,生活已经窘迫至极,急于离开中国。“她们身上通常有着一种脆弱性,”Amy说,“在中国生活时缺少教育和政策支持,容易被利用。她们在中国的日子太绝望了,听到任何外界的‘甜头儿’,都会义无反顾。”

Amy这样形容她接触到的色情人口贩卖受害者:“不仅是‘绝望’。她们歇斯底里地渴望着生存的感受。她们迷惑、痛苦,总是被迫做出选择。”另外一个观察,就是她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由于认为她的当事人不宜向法庭和专业机构以外的第三方透露自己的经历,Amy拒绝了我采访部分当事人的请求。

曾经以为自己和这些人判若云泥,但Amy慢慢地也在她们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在这份工作中,她经历了不同阶段的身份认同。一开始她会把自己和这些女孩鲜明地划分开,“我和她们不一样。我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对她们的很多做法不认同。”但是随着接触的个案越来越多,她也开始思考:“我和她们在某种程度上一样——我们都是在中国长大,接受中国的文化和教育。我们都是为了获得理想中的自由和更好的生活来到纽约,结果我们都面对预期的落差,和现实生活中很多的问题。”

许多女孩在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会说“我再也不想回到中国去了”。而Amy当初离开中国来美国读书,在飞机起飞的时候,心里想的也是再也不回中国。“但是我现在不这么认为。因为我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而她们大多数不知道,也抗拒思考这个问题,”Amy说。

在Amy眼中,来自法律和社会的支持保护固然重要,但似乎只有这些受害者才能真正帮到自己。“她们最需要的是对自己有清晰的认识,”Amy说,“这包括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和价值。最关键的是她们在和自己相处时的感受,她们往往在一个人安静的时候会非常不安,无法认同自己。”她们活得很割裂。在Amy所接触的这些女性中,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和家人坦陈自己在美国究竟在干什么,她们都在对家人的谎言中编织着自己的“美国梦”,成为“理想中的自己”,并从中得到幸福感。然而现实却是四五个人挤在一间狭小的居室,共用肮脏的厕所,忍受老鼠和蟑螂,并靠长时间提供无底线的性服务赚钱。“但很多人是用地域来划分幸福的,”Amy解释说,“她们中很多人想到‘我在美国’,就莫名的开心。在家人面前仍然觉得骄傲。”

“在我的工作中我更多地是让她们明白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并明白自己是有价值的,”Amy很是惋惜地说,“这些受害者经历了太多的摧残,普遍认为自己毫无价值,她们毫不珍惜自己的身体,不懂得尊重自己。”

Amy带我亲眼见到的皇后区这间法庭上所洋溢的价值感和尊重,正是其与众不同的地方。即便其他法院也在学习这种人性化的干预模式,但Amy说很难找到类似感觉。她去过纽约州很多法院,没有一间能够和这间比。那天她原以为我们会遇见卡马乔法官的继位者——日本裔法官芹田斗子(Toko Serita),但她那天没有来,然而这并不影响第8号法庭内的秩序和温暖。进入法庭前,一个警察突然面向Amy举起了右手,我颇感震惊,但是Amy却默契地和他击了一下掌。警察说今天人不算多,看到我与Amy在一起,并没有盘问,而是热情地打招呼。Amy后来告诉我:“他知道这里中国人多,而她们往往不会讲英文,他就用翻译软件查到‘请保持安静’,还问我翻译得对不对,发音是否准确。但是在另外一些法庭,警察会对听不懂英文的人大声训斥。”

芹田法官在的时候,“整个法庭都活了”,Amy说,“她没有用权威去审判别人,而是用爱去改变别人。”如Amy所说,一些受害者在多年的蹂躏和摧残下思想已经扭曲,无法分辨什么对自己有益,也难以相信任何人。有些个案因卖淫罪被抓十余次但仍拒绝接受辅导和帮助。建立信任也是Amy在和个案接触中最大的困难。虽然没有亲自辅导过如此难缠的个案,但她见证过几个法庭上的常客终于对机构建立信任,最终在法庭和专业人士的协助下,离开人贩子的控制,获得谋生技能并重新融入社会。每当一个棘手个案有了任何进步的时候,芹田法官都会走下高高在上的坐席,走到这位“犯人”面前,和她拥抱,对她说“我为你感到骄傲!”看到这种场面,很多人也会跟着流下热泪,包括Amy在内。

Amy所在的机构会为学习动机强的女孩提供各种学习机会,并为她们减免学费。一些女孩甚至顺利在社区大学毕业,其中一人毕业后现在在一家当地医院做医疗助理。

然而这种法庭和专业机构主导的干预模式在当下中国似乎不太可行。“美国是判例法国家,法官可以造法;中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官没有这个自由,”中国刑事辩护律师张培鸿在接受采访时说,“而且这种针对性工作者的救助多来自民间而非官方,但中国民间这样的力量还很不成熟,也很难建立社会信任。搞不好会造成二次伤害。”Amy也表示未曾听说过中国有类似的救助色情人口贩卖受害者的民间专业机构。

也许正是这种中美社会间的差异,使得Amy要想对国内的家人和朋友解释清楚自己的工作变得不那么容易。“我的家人不太知道我具体在干什么,觉得总之是善事,所以很支持我,”Amy说,“我的朋友愿意听我讲述自己的工作,不过多数是出于猎奇的心态。”但只有她自己明白自己为何坚持,为何继续。“最开始的那几个月我真的每一天都想要辞职。如果没有上帝,我早已放弃。”Amy是一名基督徒,她相信这是上帝给她独特的历炼。“我的梦想是成为社工学的教授。我感恩上帝今天让我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是一部电影,有时你感到无聊,只不过因为你没有看到它的全部。”

从事社工工作后,Amy变得比原来更为成熟冷静,也更加宽容。“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的伤痛,我也是。我们往往要用一生去疗伤,”Amy说,“但在这份工作中,我从每一个个案身上都吸取了力量,使我的resilience(抗逆力)越来越强。”

“我的女孩们都很坚强。她们让我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你永远站不起来。正是她们的存在,才令我从未停止反思我是谁,我的梦想是什么。”

从纽约皇后区刑事法院走出来,我和Amy经过法院隔壁的皇后区区政府(Queens Borough Hall),许多人选择在这里结婚,门前草丛上堆满用于拍摄结婚照片的花束。我和Amy路过一对正在拍照的新人,新娘的笑容绽放在雪后初霁的阳光里,羞怯而灿烂。

我们驻足观望,这时Amy轻声说:“哪个女人不渴望被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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